“叮——”

2019年2月27日,阴历正月二十三,早上5点半,石文红从睡梦中醒来揉了揉眼,当把手机从枕头下摸出来开机后,手机立刻发出了一声清脆的提示音——有信号了。石文红所在的琵琶镇毛家沟村隶属于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这里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秦巴山地的交会地带,贫困群众过日子难,但是地形却得了“三高”——路比房高、河比城高、山比云高。

复杂的地形使得这里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艰苦,但从未困住当地群众千百年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脱贫攻坚以来,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帮扶下,一批又一批的帮扶干部走出繁华的都市,走进静谧的山村。在石文红所在的琵琶镇毛家沟村,工行驻村工作队协调移动公司在山腰上建起信号塔,村民第一次在家里拨通了远方亲人的电话;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下马关镇新园村,工行人帮助全村1000多户村民发展起了庭院苹果种植产业,使新园人在以枸杞为主导产业的西海固地区拼出一条产业新路;在以腊子口战役闻名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藏族群众感恩于工行干部为生活所带来的质变,厂房里一台台实用的生产工具解决了最困扰的生产问题……

战贫路上不乏“娄山关”“腊子口”,跨过去,就是胜利。工商银行扶贫干部咬定脱贫目标不松劲,将帮扶真情融入到一枝一叶,把贫瘠山区变成了秀美乡村。战贫路上,工行人正在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挥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添彩。

▲祁连山下的劳动场景。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工行宁夏分行认购了西吉县平峰镇八岔村3万斤滞销土豆,解决了春耕时期农户的燃眉之急 。

命运之变

“刺啦——”

早上5点,山上气温9℃。在一处被绿树遮蔽的小院子里,一位老人推门的声音打破了一夜的寂静。

在院里的水龙头上接小半锅水,在箅子上放两个洋芋、两个包子和一小碟沙葱拌羊羔肉,拧开燃气阀门,开火。简单的食物就是一天的早餐。

屏住呼吸的时候,屋子里只有锅台上“咕噜咕噜”水冒泡的声音。老人闭上眼睛,思绪回到了40年前。

40年前他只有21岁,却被这里恶劣的环境折磨得像50岁。在60多岁的冯红新的脑海里,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镜头:趴在水窖边往下看的时候,水窖里有几粒圆滚滚、黑乎乎的羊粪,他没办法犹豫,用水瓢舀满一瓢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冯红新的家乡“赫赫有名”——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作为西海固地区的核心区,这里不乏艰苦生存的故事。

一座小小的水窖就是一家人生存的希望,然而缺水所造成的缺粮、缺钱则掐断了贫困群众脱贫增收的“大动脉”。

年轻时,冯红新是国家统计局西吉县农村调查总队的队长。常年奔波在这片土地上搞统计工作,冯红新对于家乡的贫困状况感触最深——去最远的村子需要骑行6个小时、辛苦一年种出来的洋芋每斤顶多卖5分钱、村民家中的土炕上都有几个坑——那就是当时百姓盛放洋芋、小米的“碗”……

艰苦的生存条件已经困扰了这里的群众千百年,但总有人一直在努力寻求改变它。

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并积极在宁夏开展扶贫布局。当年,西吉县支行正式成立。

1985年,有史以来春节到来最晚的一年。赶在当年2月的除夕恰逢雨水节气,当地百姓称之为“雨浇春”——春雨要来了。这一年,在经过初步的摸索之后,工行西吉支行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不久后,冯红新主动加入工行队伍,成为其中的一员。

“乡亲们见到工行下乡的汽车,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来招手。”冯红新经常对自己当初加入工行队伍的决定而感到骄傲。对于工行为这片黄土地所带来的改变,乡亲们的感受也最直观。1994年,工行投资2亿元在当地建设了5个马铃薯加工厂,这对于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增收的希望。“在收获的季节,乡亲们相互招呼着,一起赶着小车把自家土豆送到加工厂,外面前来拉货的大卡车排成长龙。”冯红新回忆说,那是西吉人以往从未见过的红火场面。马铃薯在加工成淀粉后,价格由5分钱涨到5角钱,这是加工厂为当地群众带来的最直接的效益。而在这里生产的马铃薯淀粉,被直接运到了对口帮扶的福建省——在那里,有着更加广阔的消费市场。

改变不只是产业,更在于教育。在距离县城43公里的西吉县平峰镇八岔村,工行宁夏分行每年40万元的扶贫资金中,有25万元被拨付到这里。

资金的倾斜是有原因的:以往,“窝”在这片干旱丘陵里的村民世代以种植养殖为生,全镇最热闹的地方是赖以为生的水井旁。2013年底,全镇贫困发生率高达44%,户籍人口中有近一半选择“逃离”这里,苦旱之地的脱贫希望究竟在哪儿?

然而,破瓦寒窑出人才。在平峰镇,几乎每家每户都出过大学生,镇党委书记梁亚平的一句话道出了这里贫困群众的心声:让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抵得上养100头牛!

由教育入手,抓一家脱贫。从1996年开始,工行宁夏分行在西吉县结对帮扶7个贫困村,投资200多万元建设了4所学校。在工行宁夏分行所帮扶的八岔村,何瑞刚一家的故事被传为美谈。

何瑞刚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哥哥何瑞峰考入中南大学,弟弟何瑞乾考入复旦大学,在这个贫困家庭,同时供养两个大学生显得尤为艰难。

父母精力有限,何瑞刚便主动承担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上海、内蒙古、银川,他在陌生的城市以干馍充饥;扛钢管、当木工、下苦力,何瑞刚的身影总在最苦的地方闪动着。2006年春天,何瑞刚在银川的建筑工地上做木工活时,左手小拇指三分之二被截断,他忍痛捏住手指,泪眼模糊……

困难的地方不会缺少工行人的身影。当时工行宁夏分行派驻八岔村的工作队员一年又一年地帮助这一家人,生活费不够,大家从牙缝里抠钱凑;身体得了病,队员找汽车送人到县城就医……2009年,在工行人帮扶下重返校园的何瑞刚以649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时,这群工行人的眼眶湿润了——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这些年来,平峰镇单单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就已经有4人。“工行进入西吉县的前10年,就率先修建4所希望小学,含配套设施共计投入200万元;先后投入资金近150万元,为8个村机修高标准农田1万亩;发放信贷资金2亿多元,修建5处精淀粉厂,帮助乡亲们增收。工行的帮扶力度有目共睹,西吉人民一直记着。”工行宁夏分行办公室主任石林说。如今,冯红新再也不怕喝上沾有羊粪的水窖水,平峰镇的贫困发生率也已经降到2019年底的1.3%。在这片土地上,因工行而改变命运的故事,每一天都在上演……

▲工行长期开展面向农村留守儿童的公益活动,打造长期关爱帮扶机制,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工行兰州分行干部与榆中县贡井镇套岔岘村贫困农户一起播下百合种球。

发展之变

从甘肃省天水市前往省会兰州,大约有300公里。

工行甘肃分行办公室副主任颉利刚清楚地记着,在他小时候,这段路坐火车需要一天一夜。从大山闭锁的西秦岭余脉到相对平坦富庶的黄河之滨,这段路途如同从贫穷到小康,坎坷曲折又充满希望。

天水穷,很多人选择外出打工。颉利刚的父亲退休前在兰州的煤矿工作,更多人选择沿着兰新铁路去了更远的新疆——在长绒棉采摘的季节,那里需要大量的人手,赚钱也远比在家乡种玉米多。

种玉米这份“手艺活”在甘肃人手中流传了上百年。耐寒、耐旱、耐盐碱的特点,使得玉米成为西北群众为数不多填饱肚子的指望之一。

然而种玉米还有另外一个代名词——收入低。不仅仅因为价格低,更因为当地气候的变化无常。在海拔1800米的天水市麦积区五龙镇舍安子村,贫困户张建军回想起两年前的暴雨仍然心有余悸。“那场雨断断续续下了40多天,有些人家放置杂物的土房子塌了,全村玉米绝收。”从那以后,张建军放弃了依靠种植庄稼养活一家5口人的念头,转而前往天水市区做起了装修工。而另一些群众,在当地政府和工行的帮扶下,积极发展花椒和党参、黄芪、黄芩等中药材种植产业,开辟新的收入来源。

从天水市往南走,在迭部县桑坝乡沙藏村,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让人们感受到过去这里的贫困程度:距离县城130千米、海拔2790米、贫困发生率60%……

在这个藏族村寨,人们依赖青稞。果实就是粮食,秸秆就是饲料。百无聊赖的日子里,这里的人们更依赖青稞酒:普通家庭每年酿造约500斤青稞酒,其中自家喝掉400多斤以后,剩下的青稞酒便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山下的村镇。而在少数藏民家庭,每年的饮酒量达到1000斤以上。

醉醺醺的日子注定无法迎来幸福生活。工行人意识到,产业的发展制约着贫困群众的钱包,也制约着贫困群众的思想。

沙藏村青稞酒被当地群众誉为“迭部茅台”,工行派驻沙藏村的驻村工作队员郭陆英看准了其中所蕴含的品牌价值。2019年,郭陆英和其他队员一起协调资金,并引进了酒曲制作工艺,在山下建起了年产20吨的青稞酒厂,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时,他还与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收购藏族群众收藏在家中的青稞酒,并联系销售渠道。“每坛酒5升50元,年份5～10年的168元,20年以上的268元。”郭陆英说。通过这个小小的举动,村民们纷纷拿出自家酿的酒换钱。在种植青稞之外,村民还结合实际发展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在昔日种满青稞的山坡上,如今在工行人的帮助下已经成为高山中药材和苗木的天堂。

更加多样化的帮扶手段体现在每一户藏民的生活中:2015年,工行对全村民宅电路进行了改造,消除了因电路老化而存在的安全隐患;2016年,工行出资购买了4台磨面机和4台秸秆粉碎机,改变了当地群众奔波100多公里去邻近县城磨面的历史;2017年,工行出资17万元修建了15000米长的耕地围栏,庄稼被野猪糟蹋的场景一去不复返……

工于至诚,行以致远。20多年来,工行秉承着这样的企业文化,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持续发力。田间地头,山腰河涧,一幅幅攻坚画卷正在舒展,一曲曲脱贫乐章正在奏响……

▲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桑坝乡沙藏村,藏族群众自酿的美酒在工行扶贫干部的帮扶下卖出了好价钱。

▲工行宁夏分行驻村工作队到同心县下马关镇新园村养殖户家中,共商扩大养殖规模计划。

责任之变

一间漏风漏雨的土房子既是教室也是宿舍。午饭时间到了,孩子们从书包里摸出一块干得掉渣的馍,小心翼翼地蘸上几粒盐,瞪大眼睛憋着喉咙使劲咽下去……

工作之余,陈冬宁时常会想起30多年前在山村当语文老师的那段日子。

这所破败的学校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泾源县。与周围县市不同——由于地处泾河源头,这里并不缺水。

然而贫困并没有远离这里。由于海拔较高,即使在骄阳似火的七八月,这里仍然需要穿上厚厚的外套,作为农民生活支柱的农业生产由此十分受限。

陈冬宁已经很久没有回过那座小山村,但是改变山村面貌的冲动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教书9年后,陈冬宁入职工行宁夏分行。在这里,他见得最多的是钱,想得最多的,是那些缺钱的孩子们。

以前的责任是教书育人,现在的愿望是帮扶济困。

2014年起,工行宁夏分行开始定点帮扶同心县下马关镇新园村,并在全行选拔驻村第一书记,这位曾经的语文老师以体育老师的速度冲进领导办公室:我要去!

行领导深思熟虑后,陈冬宁终于如愿以偿。几天后,他的身影出现在了距离银川200公里外的新园村。

下马关镇曾是明长城的一座重要关隘,这就意味着,在明朝,从这里再往北,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控制区——贫困程度可想而知。

新园村是一座移民村。老村在距离新村50公里以外的一片山村崖畔,由14个自然村组成。虽然日子穷,但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辆摩托车——偏僻的旮旯去哪儿都远,摩托车最重要的作用是接送孩子上下学。

夏季来临时,山村多暴雨。远远地看着乌云涌过来了,村民们赶紧骑上摩托车,冲刺到学校接孩子回家。“宁可少上几节课也要回家,否则泥泞的山路会让学校变成孤岛。”搬到山下新村后,学校虽然建在了村民家门口,但是教育质量仍然不乐观。“孩子们读完初中就离开村子,这里留不住人,也养不活人。”新园村党支部书记金山无奈地说。

从大山里走出来,陈冬宁最了解贫困村的需求。在新园村新缘小学420名学生中,有357名来自贫困户家庭。陈冬宁惊讶地发现,几十年前在泾源山村见到的骑牲口、斗鸡等游戏,这里的孩子仍然在玩。贫穷限于地域,但不能限于思想。陈冬宁马上协调单位帮扶资金建起了音乐教室、新媒体教室,成立了腰鼓队、篮球队,原来的打印机每分钟只能打印10张试卷,现在效率涨了10倍。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高了,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让孩子继续深造。

小小的校园大变样,校园外的变化也足以让乡亲们吃惊。在枸杞产业遍地的宁夏,陈冬宁独辟蹊径,带领1200余家发展起了庭院苹果产业。56岁的马继荣一直想搞养殖,工行贷款10万元帮助他购买了5头西门塔尔牛,而在村头占地40亩的隆润养殖合作社凭借工行贷款,计划将今年的存栏量发展到600头。村里的路灯亮了,农产品上了网络直播,乡亲们感慨:新园村盼来了好日子!

6年来,这里的贫困发生率从46.2%下降到1.36%,乡亲们念叨着这群贴心人,把新园村写成“新缘村”——不仅是一起建设新家园,更是感谢工行的帮扶缘。

山高路远,难阻情缘。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琵琶镇毛家沟村,9公里长的进村路,全村200多户村民修了整整7年。

武都区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阶州”,意为城市建设依附于白龙江两岸的大山,如同台阶般层层向上。毛家沟村距离市区90公里,与其他村不同,这里的村民全部为壮族后裔——据传,太平天国时期,一些残部躲到这里,由此繁衍生息,成为村落。

修出村公路难,架进村电线更难。2003年,毛家沟村开始铺设供电线路,但是由于当时公路尚未完工,全村老少齐出力,每根近半吨重的电线杆需要20多人一起发力才能抬得动,年轻小伙儿干活儿的时候每顿饭要吃6个馍。全部线路所需的88根电线杆通过人背马驮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运完。为了生存,这里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

2017年,当工行陇南分行选派的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镡永强来到毛家沟村时,这里仍然是一幅落后景象。村里野猪多,玉米、土豆时常被糟蹋,乡亲们只能编竹篓送到山下卖;山里暴雨多,村民开办农家乐,新房子在开业第二天就被山洪冲垮……

然而,闭塞的环境也意味着良好的生态,思路一转天地宽。镡永强从一名银行干部变身为乡村发展领路人,在他的带领下,村民利用山上万亩无污染草场,发展起了养羊产业,第一年就卖掉了100多头;原本的玉米、土豆产业被换成了花椒、中药材;网络信号通了,进村的公交车通了,村民只需花上30元钱就可以前往90公里外的市区。如今,毛家沟村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近10万元,真正打通了脱贫致富路。

一载又一载的帮扶情谊,工行改变了贫困山村的面貌,也改变了贫困群众的生活。临近傍晚,毛家沟村的湿气又重了一些。石文红从山上当归和重楼基地务工回来,站在小路上眺望,远方的灯火一闪一灭,近处村委会门口路灯上的工行标志却格外清晰。山路在一米一米舒展,工行的帮扶情谊也在一点一点向远方蔓延……